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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每人发一千元”是为了解决分享这个大问题

  新闻链接:上海政协委员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



  是否可以这样说,改革成果已经被分配了,已经被我们分享了,只是我们最大多数的城市、农村居民并未“有效”分享到改革的成果。

  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的建议近日轰动了各家媒体,“通过向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的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,作为CPI高增长的补贴,以快速刺激内需。”尽管这一提议并未获准“立案”,但至少说明,有识之士在关注分享改革成果的重要性。

  刑普当然是有识之士,他是上海汽车集团的副总经济师,曾在美国留学专攻经济学,之后在雷曼兄弟公司做经济分析,正牌业内人士。

作为经过“认真选拔”的政协代表、委员,他决非在哗众取宠或者有意搞笑。相反,他正是注意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彰,甚至有点力不从心,才从刺激消费角度提出上述意见。

  拉动经济的力量源泉,无非消费、投资、外贸等等,投资的主动权已经基本操持在国有政府、金融和产业部门手中,小民思虑这个,颇有僭越的嫌疑;外 贸则要看美欧的经济走向,虽不乐观,却也是客观条件。只剩下消费可以让人活动活动心思,不过,多数人可以发现,自己的腰包并没有随着飞涨的GDP和CPI 一起膨胀。蔡明虽然是演员,但“春晚”里已经代大家问了——这是为什么呢?

  是否可以这样说,改革成果已经被分配了,已经被我们分享了,只是我们最大多数的城市、农村居民并未“有效”分享到改革的成果。在对内、对外的宣 传口径中,改革的成果被描述成了摩天大楼、铁路公路、高峡平湖等等,但现实中,期待多年的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安全网却仍或杳无踪迹或南辕北辙。伴随财 政收入的迅猛增长,税收的增速、税收的种类却仍然居高不下,社会创造的财富快速进入政府体系的同时,释出机制或曰分享机制并不明晰。这样,体制外自然难免 议论纷纷,财富分配的“黑箱”成为社会的话题毫不奇怪。

  分享是个大问题。建国以来,几代人共同努力、共同付出创造了共和国的经济奇迹。在计划体制下,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来自城乡“剪刀差”、来自城市 工人的“低福利、低工资”,而改革开放后,这些原始积累的大部分迅速以市场的名义被拆解到垄断企业,农产品的低回报不仅没有改观,原本享有“隐形契约”保 护的国企工人群体也终于“下岗”。新的财富所有者却忽间以市场经济的创造者自居,并另外创造了一套“更合理”的分配机制。今天回首过去三十年,无怪乎社保 退休金对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群提高标准,实在是应该“更合情”地弥补社会欠账啊。

  分享是个大问题。中国的国家财富来自全体国民的劳动低回报,在这个基础上,中国承接了来自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产业转移,成为了“雁行方阵”的一 员。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转移,外贸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。现在,由于体制设计的问题,外贸盈余积累成庞大的外汇储备,分散不易、投放困 难,抄底不是底,总额的绝大部分还在随着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。如何活用国家财富、藏富于民,是政府面对的宏观问题。而如何让城乡居民都能够在美元贬值、人 民币升值的时候分享到本币地位提升的“重估红利”则是个具体的微观问题。

  分享是个大问题。当然,还在于如何通过再分配切分我们的财富。谈再分配,多数人都会想到动用税收杠杆,遗产税、物业税……当然是个好主意,但是 我们目前连账户实名都没有做好,谁知道上述机制启动后社会财富的差异能不能得到有效调节呢?财富的分配杠杆已经和当初的计划大相径庭,再分配的杠杆如果再 次走样,那么贫者更贫、富者更富的局面如何收拾呢?

  分享是个大问题。不仅在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所有人的利益,更在于分享实在是增长或者发展的目的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但是,数字的上涨更不是社会主 义,如果只是要实现账面的发达,我们完全不需要进行制度的变迁。正是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,中国才选择了改革,选择了开放。但是,过去三十年,我们 似乎只向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学到了如何启动增长,如何克服周期,却没有学会别的大国百年不衰的核心秘密——如何分配。

  财富是一块蛋糕,它的创造者有权对分配蛋糕发表意见。分的不好可以重新分配,怎么分配可以大家讨论。只要给机会,只要坐下来,最可怕的是关注蛋糕的民众丧失耐心的情况,那样的话,一番折腾之后的结果必定是既不公平、又无效率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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